我们这个城市只是个地级市，也就相当于北京的一个区那么大，但里边的弯弯道道，我不告诉你，你一年半载也不一定能钻出去，就算你们记者神通广大。
跟你这么说吧，我和我老婆结婚这么多年，她一直就特别纳闷，我们家哪来的那么多表亲？我说，表亲多了路好走。她不明白。
1990年我开始拉队伍自己搞建筑。那时候建筑业还不发达，工程少，要想有活干，没关系绝对不行。最初我接了两个单元的楼房，是人家转包了四五层才到我这儿的。每一层都提工程款的15％，你想想我还能剩多少？那些人有关系，给有权的人捅点钱就能得到工程，再一转手包出去，坐在家里就能来钱。看人家挣钱那么简单，你能不好好想想？
凭良心说，我的建筑队也不怎么样，除了我们很少的几个人干过稍微大点的工程，其余的都是老农民，顶多在家垒过猪圈。现在干什么？楼房！那是两码事儿。那时就得有胆子接，实在不行，就当练练手。
一年下来，不但没挣多少钱，连原先攒的10万块钱也填进去了。你想，工程需要垫款，各路神仙也得打点，衙门里个别有权的都跟你伸手要钱。这是填不满的一个窟窿。
拉关系、送礼，刚来的几年，没别的，全是这个。城市小，也有小的好处，人好找，关系好托。我有个本事，凡是我们村十里八乡的、在城里有头有脸的，我都能拉上亲戚。我老婆就纳闷：咱们家哪来那么多表亲？我说你不知道，表亲就是路子——其实，不给钱你都不知道路在哪儿。
我“上路”就靠一个“表叔”帮忙。其实他算什么表叔，还不是钱喂出来的。我这表叔是市委办公室副主任，现在是正的了。你可千万别小瞧这个副主任，平时，上班骑辆破自行车，见谁都满脸是笑，实际上，手眼通天，本事不小，求他的人多了。什么孩子上学，找工作，在他这里，只要舍得花钱，没有办不成的。他过去跟我爸爸认识，不过早就没什么交往了。
我第一次去他家，买了两条玉溪、两瓶茅台，可还是诚惶诚恐。到人家里一看，好！客厅金碧辉煌的，29寸大彩电、真皮沙发、木地板。一家人正在看电视。见我进来，他老婆欠了欠身，算是让座，表叔呢，都没拿正眼瞧我。这样默默地坐了十来分钟，我心想也别这样呀，先说这个电视剧挺好的，我也爱看，然后再叙旧，说我爸爸让我来看看您……表叔只是冷冷地听着，眼睛始终没离开屏幕。我还得装得跟人家特亲，小心翼翼地说。那时候，我就感觉自尊心像太阳底下的雪糕，一点一点地融化。我心里想，你凭什么这样，不就是因为有权吗？就凭你一个月三四百块钱的工资，家里能弄成这样？别装假正经，给你钱你什么都干。
以后，每周我都要去他们家三四次，每次都不空手。开始，他还是那样，任你怎么说，他总是不阴不阳的。我是礼照送，话照说。不是说“物质决定意识”吗，我就用钱塞，我就不信你总这样。后来，这位表叔也能跟我聊天了。不过，这帮人已经是老油条了，知道你下本钱要干什么，你不开口，他才不说”你碰到什么事啦”，但你又不能急于求成，哪能认识没三天就要工程？这就叫“喂”。
没想到，这位表叔特黑，让我喂了整整两年。平时年节不算，大的就有三次，他儿子结婚，我送了一套平房，从买地皮到盖好房，一直到装修好了才送过去，花了五六万块。第二次是他老婆调动工作，我一下送了两万。后来，他想当个正头，要给省里送礼，我又给了两万块。
你问我亏不亏呀？羊毛出在羊身上，这钱我都得从工程上找回来。
1996年下半年，市里搞一个“安居工程”——光明新区，市长亲自担任建设领导小组组长。我想这次你得给我使劲了吧。一期工程还没动，各路人马都虎视眈眈，托关系，走后门，闹得乌烟瘴气。哪个包工队都有自己的本事，甚至都能求动市委书记、市长。
一开始说这项工程招标，几乎所有的建筑队都找了市长、市委书记，后台差不多。再说，拿人家钱不办事也不行，干脆，抓阄吧。为体现“公平”，还制定了一系列规定，要求以前最少干过两项工程，三级资质。我们就卡在了资质上。最初公司注册时，我托关系弄了个三级资质，1995年省里建筑企业大检查，没辙，我自己要求降到四级。其实，我们连四级都不够，比皮包公司强点有限。
这回光明新村的工程要三级资质，这时候就得找”表叔”了。还算没白养，表叔答应通融通融，最后通知我“可以参加抓阄，但是不是能抓上，得凭运气了。”有这句话就行。
抓阄的前一天晚上，我找了一位老先生算了一卦。你问我怎么还信这个？开始我也不信，慢慢地我就信了。你没看见好多大公司、大饭店都有佛龛。我那表叔家里照样有菩萨供着。卦摊上的老先生给我算的结果是“上上卦”。第二天，我一伸手就抓上了。工程抓到手了，自然还得感谢人家。
要说我是把那位“表叔”当“神”供着，那么工程中我伺侯的就是一群鬼。建委的、质监站的、开发公司的，除去大鬼，就是小鬼。不是有句话说他们嘛——“吃喝嫖赌，样样都会；三晚两晚，感觉不累。”真是那样。
我们施工时，质监站的来检查，每次都是上午十一点、下午四五点来，到工地转两圈，闲聊会儿。还没办什么事呢，就该吃饭了。这饭死定了得你请。一顿饭二三百块，我半年的饭费就得五六万。光吃还是好的，拿的你也受不了，今天跟你要三四吨水泥，明天说家里装修缺点木材。你说，我不在工程上偷工减料，我怎么办，该赚的钱你没赚到，可不就得想点邪的歪的，砂浆标号低一点，自己进点便宜钢筋、便宜砖。
要想工程顺利，哪炷香都得烧到了，而且现在的“鬼”们越来越难伺候。过去，给他个三百五百的，特高兴。接下来发展到一两千、四五千，现在呀，给钱都不行了，得来“色”。吃喝完了，得给他们找个小姐，按摩、跳舞，来个“特殊服务”。你没看现在我们这儿的领导都变得能歌善舞，八成都是这么培养的。
有一次，工程保卫部的李部长找我，说，“老张，什么时候出去玩玩”。我知道这小子又馋了，便说“随你吧，我付账”。晚上我们几个开着车就出去了，市里的饭店他都吃腻了，我们就去下边一个县城。别瞧是县城，照样繁荣“娼”盛。这里有一条街，当地人称“小香港”，舞厅、饭店一个接一个，灯火通明，不时还能听到里面传出来的“嚎”歌声。我知道这帮家伙要什么，所以吃饭时，每人要了一位小姐。吃饭专拣贵的吃，大闸蟹一人一个，还要了一碗“王八汤”。平时他们花自己的一分钱也得算计算计，吃别人的大方得不得了，要的就是这个劲儿。吃完饭，还要跳舞。别看他们平时在办公室里都人模人样的，其实，满不是那么回事。
李部长40多岁，也特好色，跳舞时把小姐搂得紧紧的，还摸来摸去。人家自己会说，这叫“四十多岁才学坏，怀里搂着下一代”。我坐在那儿就想，这些人都怎么啦，吃喝玩乐，好像到了世界末日。吃喝都不叫事，这些人是要糟踏，一顿饭一两千，花得我都心疼。你说这叫潮流吗，过去吃喝一顿，事就办个差不多了。现在？还得有黄色的，没有他就跟你要。
我们想赚钱，可我们也想凡事该有个规矩。这样国家和老百姓都少损失点，个人也多落点。现在倒好，全都是黑箱操作。就说工程款吧，工程结束都快半年了，就是拖着不给，你就一顿一顿地请他们吃饭吧。再后来，我也不着急了，你不是叫我花钱吗，我也别闲着，给甲方的预算员“投点资”，工程造价抬一点，吃喝费不就都出来了。
我们市里有个宏远公司，1996年建了一个居民楼，还没完工呢，主体从上到下裂了几道大缝子。也该他倒霉，正赶上全国连续出了几起大的建筑事故，省里也查得特紧。检查团来到市里，盯住他了。电视台跟着检查组去录像，路过另一个小区，说顺便看看吧，结果发现比检查组原来查到的那个工程问题更严重。一查，也是宏远公司干的。罚款、曝光、通报，结果怎么样？一年之后，人家照样开，工程老板说了，有钱能使鬼推磨，怎么赔的我还叫他怎么挣回来。不服行吗？
干了这么多年，也不能说没遇上好人。有一个人工作最认真，管我们最严，但也是我最佩服的，他就是质监站的赵工。赵工50多岁，技术上很有一套。为管好工程，他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，自己也是一天两三次到工地检查，即使发现“板凳灰”（指为偷工减料，只在砖的两头放灰，因类似板凳而得名）你也得拆了重来。可后来，赵工遇到了麻烦，原因就是认真碰上了官僚。
光明新村是市里的安居工程，市长亲自担任建设领导小组组长。说起来挺重视吧，坏就坏在这上了。
1997年6月，我们承建的一个单元起主体。下午上楼板，这时赵工来了，一看已上去的楼板有的地方有窟窿，问我怎么回事。其实，我早就看到了，但谁也不会傻得停下来不用。见他问，忙说：“不知道哇。”“停了！”赵工是绝不客气的。没办法，只得用吊车吊下来。赵工又查看地上堆的楼板，什么窟窿的全有。更没想到的是，楼板里的钢筋在外边露着头，我用手一掰，“喀吧”一声就断了。这样的楼板根本没法用。再看其他工地，全一个样。
赵工心里清楚，这事跟我没关系。按规定，我们只负责施工，材料由甲方，也就是开发公司负责。这是为了避免我们施工时以次充好，偷工减料。可开发公司想着肥水不流外人田，自己成立了一个材料部。坏事就来了。市里一家私人楼板厂靠关系挤了进来。他那里的楼板用的钢筋，全是不合格的。这家厂子跟市里一个电焊点建立联系，把回收的废旧钢筋一段一段焊起来卖给他。拉到我工地上的楼板，用的就是这种钢筋，这种楼板比木板强不了哪儿去。
发现问题后，质监站一方面下令停用楼板，另一方面要求楼板厂对自己的产品自检，结果还是不合格。可是没多久，这家楼板厂就在小区所在法庭起诉质监站，说这是非法执法，给厂里造成了数十万元的损失，要求赔偿。
法庭也怪，明明是质监站有理，就是不判质监站赢。后来我才知道，楼板厂经常到这儿打官司，跟法官熟得很。法官也有创收任务，不管谁输谁赢，都可以得诉讼费。你来打官司，就相当于来送钱，他当然欢迎了。于是乎，今天质监站递交的证据，晚上楼板厂就拿到手了。质监站更怪，别人跟它打官司，它这边却跟没这回事似的。法庭通知明天开庭，领导便临时抓一个人：“你去。”可是去的人连怎么回事都还不知道呢。
楼板厂那边上下疏通，找到市长，市长发话，质监站官司输得更快了。赵工呢，因为是事件的主角，被楼板厂视为眼中钉，多次扬言要给他点颜色看看。果真，先是有人跟踪，后是纪检委找他谈话，说楼板厂告他索贿。纪检书记婉转地告诉他：“老赵，以后别自己骑车上班了，现在车祸挺多的。”
赵工听了大怒，气得找到市长，说：“我个人无所谓。质监站是执法单位，如果判我们输，以后真是没法干了。”市长也不比谁糊涂，敷衍过去了事。
我看现在新闻总在说建筑质量问题，好像挺重视。市建委主任跟我说，你们别给我塌楼就行，新闻里怎么说我不管。可我觉得，只要是“权”和“钱”不从这里边退出去，这些“黑洞”不堵死，塌楼的事肯定绝不了。
现在回想这二十来年，我坑过人，也挨过坑。1994年，我弟弟考大学。家里条件虽然好一些了，但也穷怕了。我弟弟急于摆脱影子一样的贫穷，看我能挣“大钱”，就想报建筑方面的专业，我知道后立马叫他改了。我说：“干我们这行的，可能说得损点，好人少。你要是有出息，就考法律，治治那些坑人的鬼。”
（《中国青年报》1999．1．15柳怀恩文）
 |
